“知县一面申呈本府，一面动了纸海捕文书。”这是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一回为捉拿宋江而签发的通缉令。这是小说演绎。这个画面不会出现，起码北宋年间不会出现。城墙上贴逃犯画像这做法古代确实有，叫“画影图形”。但出现的时间很晚，这四个字第一次记载是在《明史·黄绾传》。明朝嘉靖十三年(1534)，山西大同发生兵变，礼部侍郎黄绾签发了画像通缉令，“绾复图形购首恶数人”。第二次是清朝乾隆五十一年(1786)，河北大名流氓段文经造反劫狱，清政府“将段文经画影图形，到处悬挂”。明朝抓到了，清朝那次死活没抓到，可能是张贴地点出了问题，河北大名正是孟姜女哭城墙的表演地。塌了，通缉令被埋了。正史记载官方在墙上就贴过这么两次画像，很罕见。所以罕见，分析一个原因是纸张出现得太晚。虽然蔡伦在汉朝做出了纸，但纸的普及和使用晋朝才开始，还是东晋。之前的竹简作为文字载体可以胜任，画像有些力不从心。单个竹简的宽度一般一厘米左右，即使有瘦脸霜帮忙也画不下一张脸，几个竹简拼接倒是可能，但竹片间有空隙，画完脸上会有一条线，严重影响画像的识别性——瞅着像刀疤，所以通缉犯个个像灰太狼，所以每每捉错，所以被无罪释放的灰先生知道肯定还会错捉，所以悲愤地对狱卒大叫：“我会回来的！”另一个原因是印刷术的限制，通缉令的即时性决定了不可能为一个嫌疑人制定一个头像雕版。你以为你是腊肉吗？城墙上一挂六十年。
画像通缉令不可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画家不行。古代确实有写实技艺高超的画家，但几乎都被宫廷征用去画功臣像了，留在州府的画家水平一塌糊涂。从存世的民间画作来看，我坚决认为“野兽派”诞生于中国。这群画家太有创意了，曾看过家里的祖谱群像，就是一张动物园导游图。依靠他们的作品捉人基本不可能，除了包大人犯案被通缉。那根本不用找画家，贴张黑卡纸就行。这群笨蛋唯一能画像的是高晓松：“会画冬瓜就可以了。”
即便有技法高明的画师也不太靠谱，这世上撞脸的太多了，通缉毕福剑结果捉了山形健，若通缉周杰伦，落网肯定是东尼大木。直到1839年，法兰西的达盖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术，“达盖尔的旗帜”才开始飘扬。但照片用来通缉还要过1024个月——中国第一张照片通缉令是1983年为捉捕东北悍匪“二王”才签发的。
所以，古代通缉令基本不配图，根据光绪三年(1877)的一张通缉令实物得知，除了无图，其内容与现今基本相同：案情描述，疑犯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体貌特征，流窜时间和可能的流窜地点。很详尽，撕下来能当旅游护照。稍有区别的是函头两个字不是“通缉”而是“批赏”。有趣的是“批赏”两个字用红笔各画个圈，“画个圈圈诅咒你”的出处估计就在这里。此外区别大家都知道——文字从右向左写。跑题想到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，他若被通缉，“史可法”要写成“法可史”，按英文发音，口味有点重。
跑回来，注意这批赏的“赏”。无图通缉令所以有效主要在这个“赏”字。自唐宋开始，通缉令加进了物质刺激。根据《宋会要》得知，捉到罪犯后核计赃物价值，偷多少罚多少，将罚款金作为检举人的奖赏。若罪犯穷，按赃款数的2/5给检举人奖赏。若罪犯穷得跟北思密达一样，那么政府出钱，按赃款数的1/10给检举人。我对这做法有个小小的疑问，偷财物倒好说，偷人怎么算？
偷人归微信管，按流量算……
赏金很丰厚，北宋政和六年(1116)有邪教组织活动，宋徽宗正月二十三日下诏：“近来京师奸猾狂妄之辈，辄以箕笔聚众立堂……赏钱三千贯收捉。”三千贯是很诱人的。宋朝一贯钱一般一千文（财政紧张时有过八百五十），按《食货志》“熙、丰以前，米石不过六七百”计算，宋朝一石约合现今一百六十斤，一斤米约四文钱，一贯钱可以买二百五十斤米，约合人民币五百元。中国的计量核算“一贯”不正确。考虑古代的生产效率，应该更值钱些。三千贯大概相当于两百五十万人民币，摞起来体积很大。所以，北宋抓捕罪犯不牵警犬牵袋鼠，捉到坏蛋塞袋子里，换完赏金塞袋子里……
白牵！翻了下《水浒传》，一百零八将全被通缉过，全都没逮到，大概是只贴城墙上传播的覆盖面不够吧。就想，宋朝政府为什么不学美军捉萨达姆的做法，将通缉令做成扑克牌分发民间？108人正好两副扑克牌。